中国通史第94集文治与文字狱

> 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《中国通史》（华夏出版社 2016）第5卷《明清》，对应 CCTV 纪录片第 94 集《文治与文字狱》。

history清朝康雍乾文字狱四库全书

这是什么

本集回答一个问题：清前期如何统治汉族读书人？为什么一边大兴文治、一边又大兴文字狱？

作者先立论：清王朝以乾嘉之际为界，前一个半世纪整体上升，嘉庆后因内忧外困走向衰落。上升期的关键是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四帝对汉族士人「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」（黄裳《笔祸史谈丛》语）。一手是崇儒重道、修书取士；另一手是文字狱、禁书毁书。作者认为乾隆时这套统治「大体得到了成功」，但代价是思想界万马齐喑。

核心要点

清廷统治思想的底色是「宽严相济」：当宽则宽、当严则严，看时机与事情定尺度，不是宽严参杂。雍正阐发最详，乾隆继位也强调「宽严当得其中」。
怀柔一面来自现实考量，也来自政权合法性焦虑：清是第二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，吸取蒙元排斥汉文化而亡的教训，故以儒立国。
高压一面来自疑惧：清帝对结党深恶痛绝、对名望儒臣怀疑、对草野遗民（不仕新朝的明朝遗民）念念不忘。
结果：科举笼络了读书人，文字狱震慑了异议者；但思想原创力被扼杀，到龚自珍时代只能发出「九州生气恃风雷」的呐喊。

机制 / 论证

「宽严相济」：清前期治国的总思路

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顺治帝反省「以宽为治」太宽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附和「过宽而生玩，即用严亦宜」。
雍正帝定义「相济」：非宽严参杂，而是「观乎其时，审乎其事，当宽则宽，当严则严」。
乾隆继位之初（雍正十三年底，1735年）也说：严而至于苛刻、宽而至于废弛，都不是相济之道。
各朝时势不同，具体举措不同，但大走向上「宽严相济」延续了整整一个半世纪。

怀柔之手一：崇儒重道，确立文化国策

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在太学行「释奠先师孔子」典礼（祭孔大典），拉开文治序幕；次年颁谕把「崇儒重道」定为基本国策；顺治十二年再申「兴文教、崇经术，以开太平」。
康熙亲政后把尊孔推向尊朱：命熊赐履、李光地编《朱子全书》；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将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升到「大成殿十哲之次」。
史家陈祖武解释取舍逻辑：清廷要的是比科举更深刻的文化凝聚力；比较之后弃王守仁心学、独尊朱熹。
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把国策具体化为「圣谕十六条」：敦孝悌、笃宗族、和乡党、重农桑、尚节俭、隆学校、黜异端、讲法律、明礼让、务本业、训子弟、息诬告、诫匿逃、完钱粮、联保甲、解仇忿。
康熙说「法令禁于一时，教化维于可久」——法律只管一时，教化才能长久。雍正因为每条写了上万字的《圣谕广训》作详解。
地方政府再用白话、歌谣把圣谕讲给百姓听。作者点评：这套做法「以礼导民」，反映了清廷「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」的取舍。

怀柔之手二：以经学为治法，开科取士
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令官员荐举「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」者进京，次年（1679年）三月初一在体仁阁亲试，取一等二十人、二等三十人，全部入翰林院纂修《明史》。
这是「博学鸿儒」科（皇帝亲自主持的特殊取士考试）。被荐者近二百人，有人歆动而来，有人是被地方官软硬兼施逼来的。
陈祖武评价：意义远超五十人本身。它显示清廷崇奖儒学格局已定，成功笼络了汉族知识界，为满汉文化合流提供了「文化心理上的无形保证」。
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想照办，内外官员不响应，到死没办成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再办，保和殿考试一百七十六人，只取一等五名、二等十名；次年补试再取四名。
作者的对比：康熙办是「收拾人心、求贤纳才」，乾隆办是「虚应故事、装点门面」。
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另开「经学特科」，专荐潜心经学之士，不论出身功名。他嫌举荐太多、不让礼部出题（怕走科举应考套路）。一年半只荐了四十余人，最后严格审核只取陈祖范、吴鼎、梁锡玙、顾栋高四人。
江南经师惠栋感叹：两举制科都是词章之选，这次专及经术，「汉魏六朝、唐宋以来，所未行之旷典」。
陈祖武评价：此举把理学、词章都纳入经学，顺应康熙中叶后的复古学风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。

怀柔之手三：稽古右文，编纂大型图书

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起命各省购求遗书，康熙、乾隆两朝搜访越来越盛。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：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陈梦雷为报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开始编，一人之力加王府藏书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成初稿约万余卷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才进呈，赐名并开馆增订，五十八年编定一万卷。
雍正继位后因政治斗争把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，但没中断工程：蒋廷锡等接手校对刷印，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完成——六汇编、三十二典、六千一百零九部、一万卷，铜活字印六十四部。
《四库全书》：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两度下诏求书应者寥寥，安徽学政朱筠建议辑校《永乐大典》，引发廷臣争论，乾隆采纳，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二月开馆。
规模：开列职名三百六十人，誊录人员前后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（郭伯恭考证）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第一份完工，之后三年又各成三份。
「北四阁」：紫禁城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承德文津阁、沈阳文溯阁；「南三阁」：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、杭州文澜阁。阁名寓意「经是文之源」，故以水喻文。
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、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；存目（只列名不收书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。分经史子集四部、四十四类、六十六子目，四部书皮用绿红蓝灰四色区分。
铜活字乾隆初年已毁，金简发明枣木活字：刻大小木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，共用银二千三百三十九两七钱五分。
黄爱平评价：纂修四库系统整理了古籍、总结了传统文化，还推动了清代考据学，标志传统学术进入全面总结整理阶段。
作者的保留意见：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评价「不无溢美」，但确实给后世提供了极大便利。

镇压之手：文字狱与禁书

怀柔之外是高压。科举本是进身之阶，清初也照开（顺治元年十月下诏恢复），但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爆发蔓延全国的科场案，主考官、中式士子（考试合格者）被处极刑或流放。
孟森解释：小题大做是为了「束缚而驰骤之」，把读书人吓服——收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」之效。
最大文字狱吕留良案：吕留良是明末清初学者，主张「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」（满汉之别比君臣关系更要紧）。死后四十九年，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因曾静、张熙案被钦定「大逆」，开棺戮尸枭首，著作焚毁，子孙亲朋广受株连。
雍正还编纂《大义觉迷录》反驳「华夷之辨」，主张清朝正统、「华夷一家」。
对臣僚的敲打：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与讲官牛钮、张玉书、汤斌论「理学真伪」，标准是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」才是真理学；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丰泽园考翰林就出题《理学真伪论》；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南巡召试江南生员出同题。
防结党：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钱名世赠诗年羹尧，被革职发回原籍，御书「名教罪人」四字令其悬挂大门，还命令三百八十五名官员作诗讥刺他；吴孝登因「作诗谬妄」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
雍正写《朋党论》，与欧阳修相反，主张「君子无朋，惟小人则有之」，要臣僚「惟知有君」。
查嗣庭案：雍正四年查任江西乡试主考，雍正从四道试题里读出讽刺年号、「心怀怨望」；查病死狱中仍戮尸枭首，亲族弟子受株连。
作者点破本质：说白了，雍正希望臣僚绝对效忠，不能有其他想法。

文字狱的规模与后果

统计：康熙朝不超十起，雍正朝近二十起，乾隆朝一百三十余起，平均一年两起还多（不完全统计）。
许多冤案来自过度敏感或刻意引申：「一把心腹论浊清」「莫教行化乌肠国」「明朝期振翮，一举去清都」等诗句都被定为心怀叵测。有人挟私怨告发，更助长泛滥。
鲁迅的反思：文字之祸不都是骂清朝，有的是鲁莽、有的是发疯、有的是乡曲迂儒真不识忌讳，命运都很悲惨。
龚自珍因此写「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」——文人吓得躲开政治，写书只为糊口。
禁书毁书与文字狱并行，以四库「寓禁于征」（借征书之名行禁书之实）最狠：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到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近二十年，禁毁图书三千一百多种、十五万一千余部，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（据姚觐元、孙殿起、陈乃乾等书目统计）。
孟森的沉痛评价：从宋以来的书都遭指摘，一面毁前人之信史、一面自己伪撰补充，「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」。
章太炎论清儒：理学无余华、诗文枯槁、经世之志衰落，有智慧的人都钻进考据（说经）里避难——学术因此繁荣，思想因此萎缩。
作者结语引古训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」：宽严如何相济，不是说说而已；龚自珍「不拘一格降人才」的呐喊说明清朝统治已岌岌可危。时代和国际形势在变，怎么应对决定清朝命运。

可操作

历史材料给出的可迁移框架：政权对知识分子的两手策略。怀柔（给地位、给荣誉、给学术事业）与镇压（示范性惩罚、文字审查）常配套出现；看一个政权偏重哪只手，能判断它的自信程度。
鉴别「大工程」的两面：四库全书式的文化工程可以同时是整理与销毁。评价任何官方修书、修史，都要问一句「哪些书没进来、哪些内容被改过」。
「宽严相济」被反复论证，说明统治术需要自我合理化——口号（如「以经学为治法」）本身是治理工具，不能只看字面。
对读书人个人而言的教训：文网严密时，「著书都为稻粱谋」是普遍理性选择；但思想界的整体沉默，最终由整个体制买单。

术语

乾嘉之际：乾隆、嘉庆之交（约1796年前后），作者用它划分清前期与清后期的分界。
崇儒重道：尊崇儒家、重视儒道，清代基本文化国策的名称。
释奠：古代在学校里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。
草野遗民：散居民间、不承认新朝的明朝遗民。
圣谕十六条：康熙九年颁的十六条教化纲领，雍正又扩写成《圣谕广训》。
博学鸿儒科 / 经学特科：皇帝特旨举行的非常规取士考试（制科），区别于三年一考的科举常科。
名教罪人：雍正给钱名世定性的匾额题字，指违背儒家纲常名教的人。
华夷之辨 / 华夷一家：前者主张华夏与夷狄有别（反清思想据此论证满人统治不合法），后者是清廷主张满汉同属一家的正统论。
开棺戮尸枭首：挖开棺材侮辱尸体并砍头示众，是清代对已死「重犯」的酷刑。
考据学（说经）：以训诂、校勘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，清代最盛，被视为知识分子在文网下的避难所。

不确定 / 待验证

文字狱起数（康熙不超十起、雍正近二十起、乾隆一百三十余起）原文注明是「不完全统计」。
禁毁图书三千一百多种、十五万一千余部，是综合姚觐元、孙殿起、陈乃乾等多家禁书目录的统计数，各目录口径不一，存在出入可能。[需要验证]
雍正「博学鸿儒」科未能举行的原因，原文只说内外官员未积极响应，未展开。
圆明园文源阁藏本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之火，本集未提，属背景知识。

中国通史 第94集 文治与文字狱